三年前,我開始在羅馬一個照顧癮君子的社區裡擔任志願者的工作。這個中心成立於1978年,是為吸毒者而設立的互助小組,如今已擴大了服務的範圍,也不再局限於戒毒。
社區內的服務對象不僅包括那些有毒癮的人,也包括他們的家人或親戚。他們被捲入其中,有時候也達到人性忍耐的極限。我做這份志願工作恰恰就是為了我們這些最弱小的弟兄,照顧他們基本的需要,也幫助他們互助或小組自助。
在『接納和自助』這兩種情況下,我有機會具體地體驗到,由溝通和聆聽所構築起的交談是非常重要和有效。我在普世博愛運動中負責交談的工作,我們中有信仰的人,或像我一樣,有其他不同信念的人。
為那些感到失落、困惑的人來到這裡,盡量要向一個他們從未見過的人開放,並分享自己的情況,『歡迎或接納』是最艱難的時刻。這是整個過程中最複雜的階段;既然那個人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克服恐懼感和羞恥感,卻感覺不到被聆聽及接受,那麼接下來的工作可能會徒然。
雖然在不同的情況下,交談都能達到合一,從中得到深邃的交流,確實有賴互惠的作用。一個人的正面觀點和另一個人受苦的彼此對照,有助大家不斷增進的分享。起初看來心中無法承受的重擔變得輕鬆了,痛苦也沒那麼強烈了。一路上,會有許許多多的困難時刻,但知道自己不是一人獨自面對;當一個人跌倒時,總有另一個肩膀可以依靠。
一天早上,一位女士前來要求和工作人員談話。當時只有我一人,於是我願意去聆聽她。甚至在我們坐下來之前,她已經為我們的對話設定了條件:必須為這次會面保守秘密(因為如果她的兒子知道這事的話,他可能會殺死她);她不會告訴我她的名字,甚至她兒子的名字;我不可以告訴警員任何事情或予以立案。
我的第一反應是驚訝,然後是生氣,她的許多條件激怒了我。但當我嘗試脫離我個人的角色,我意識到兩個顯然不想交談的人:一個是軟弱的,背負著痛苦和恐懼;另一個是強勢,但被封閉在『救世主』的職責裡。
我感覺到這是不可能的工作,我沒有能力將自己在這個社區中服務三年所學的理論實踐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技術工具根本用不上,我過去所運用的方法都是無效的,我必須改變自己的策略。
這是時候應用我通常和普世博愛運動的朋友們所進行的交談方式了!只有我能改變當時的情況。我的聲調和我的態度都起了變化;我邀請那位女士坐下來,我運用我所有的技術知識來分析她的性情,但首先,我放下自己的人性,忘記許多常用的官僚方式。
我這麼做,立刻讓她潸然淚下,充滿喜樂;她坐下來,開始請我原諒她的哭泣,她開始和我分享她的經歷。分享她所經過的戲劇性事件,終於找到了一個地方,她可以自由地分享,而不必感到丟臉或擔心受到批判。
我這樣的開放,最終成為一次聆聽,能夠接納她的痛苦,處理這份痛苦,令痛苦成為自己的,然後在相互充實當中對她有所幫助。
皮耶羅·努佐(Piero Nuzz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