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的一位白人神父(White Father)

 
博若文(Jos Van Boxel)是比利時人,他與「白人神父們」 (White Fathers)在贊比亞、坦桑尼亞和烏干達居住了23年,分享他首次認識普世博愛運動和如何選擇成為傳教士。

我即將完成高中課程。我自幼便對非洲著迷,尤其是當我聽到叔叔的故事。他是一位在剛果服務的傳教士。我不喜歡比利時社會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以及蔓延世界的貧窮和社會的不公義。我對坦桑尼亞的第一任總統祖于斯(”Julius” Nyerere—他的真福列品過程正進行中)的哲理很感興趣。他對「家庭」(Swahili)(剛果斯瓦希里語Ujamaa)的概念是社會經濟發展政策的基礎,而自從英國讓坦桑尼亞獨立後,這個概念使部落和族裔社群之間和平共處。他的思想是建基於非洲傳統和在宗徒大事錄所描述的早期基督徒團體的典範。

我申請加入「白人神父修會」,不儘是由於對聖召的選擇,而是因為他們在坦桑尼亞工作。我們協議進行為期一年的認識。當我一進入他們位於比利時魯汶大學(Lovanio University)的總會後,在他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我開始參加一個極端左派的組織。我們這個組織有利於第三世界和安哥拉及莫桑比克的行動。

在一次示威行動中,警察在一張傳單上找到我的名字,便來審問我。我認為還是徹底改變我的行徑比較好。此外,我對我的朋友們很失望,因為只有我一個人要對我們的行動付出代價。另一方面,我的神師邀請我留下來,去會見一群學生,他們每個月在修院舉行聚會。我曾見過他們,發覺他們似是生活在不切實際的幻想世界中,因為他們談論耶穌和福音。然而,我還是接受了他們的邀請。我第一次參加他們的聚會時,沉默地聆聽他們。他們詳述如何努力把福音實踐出來。最後,他們問及我的想法。我說:「福音已經存在兩千年了,但這世界仍然充斥著不公義、剝削和壓迫。」他們其中一人回答:『如果你想改變世界,便從自己開始吧!』我不知道如何回應。我問:「從哪裡開始?」他把該月的生活聖言放在我手中:「你們不要判斷,你們也就不受判斷。」

翌日,儘管我如何努力嘗試,我發覺自己總是常常判斷別人。這句生活聖言對我不管用。我回去見他們,說不可能不判斷。他們勸告我不要氣餒,每次失敗後要嘗試重新開始。我回家後,向聖體裡的耶穌禱告說:「如果祢要我以這種方式生活,請幫助我吧!因為我獨個兒是不能作什麼的。」

那學年結束時,我肯定神父們會要求我離開。恰恰相反,他們告訴我,他們留意到我有所改變。同時,如果我願意的話,我可以當初學生。透過與那些青年的頻繁接觸,即那些在彼此之間生活財物共通的新青們,以及藉著比利時普世博愛運動負責人的幫助,我找到了我的道路,成為一個傳教士。為別人而生活帶給我無限喜樂,這就是我如何發現盧嘉勒偉大的合一理想和普世博愛運動。

1982年,我在離開非洲前晉鐸。最大的挑戰是與當地人進行深入的交談,和實踐「打成一片」的藝術。我學習他們的語言和當地文化,使他們的習俗成為我自己的習俗。我體驗到在福音的光照下,一切美好真實的事物會被提昇至一個更高的層次,而其餘的會慢慢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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