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新青節（Genfest）以「牆的新青節」，或更確切地說，牆的倒塌，而著稱。就在幾個月前，一樁歷史事件開始改變歐洲和世界的面貌。在一周的公眾騷亂以及東德和西德之間首次表露出開放的標記之後，在一個令人難忘的夜晚，一大群東柏林人爬上那堵把他們和西德分隔了28年之久的柏林圍牆，他們開始用鐵鎬在牆上破洞。那堵牆長達6,500公里，分隔了東歐和西歐之間，這條分隔線始於波羅的海（Baltic）沿岸的芬蘭（Finland），直至亞得里亞海（Adriatic）岸邊的提里雅斯特（Trieste），把這片大陸一分為二。這不僅僅是一道由瞭望塔、鐵絲網屏障、警犬和紅外雷達組成的實體圍牆，而且也是一道精神、經濟和文化方面的隔離牆。

我出生在提里雅斯特，義大利東北部的一座城市，那裡的一切都說明隔離，說明受到限制的社會。抵達此處就是一個陸地和海洋之間的限制的經驗，那裡的海岸線上懸垂著令人稱奇的壯觀岩石。就在一個拐角之後，突然展現出這座城市的美麗。從「物理的」限制到周圍高地上的「政治的」限制只有幾公里而已。離我家5分鐘路程，就是與斯洛文尼亞（Slovenia）之間的國界。從2007年開始就一直開放著，那一年斯洛文尼亞進入申根地區，那裡曾是重兵把守的崗哨。在附近的戈里齊亞市（Gorizia），有一堵牆類似柏林圍牆，但比較小些，由混凝土築成，把城市一分為二。

這種「隔離」的感覺伴隨我長大，義大利人住在一側，斯洛文尼亞人和克羅地亞人（Croatians）在另一側。我記得，那些文化島嶼，如義大利或斯洛文尼亞的學校和劇院，就像群島一樣，極少和對方溝通。我記得，其他坐巴士去上學的學生們說令人難以理解的語言。我記得，那些小巴士掛著斯洛文尼亞或克羅地亞的車牌從「那裡」來到城市。他們是在去邊檢站附近的商店的路上，去購買另一邊沒有的東西，女士穿著層層疊疊的裙子和褲子，讓她們看起來很臃腫，以便儘量多帶些商品。我記得，盡可能多買些東西的衝動，以及她們是如何被粗暴對待的，那句粗話最好不說了。我們義大利人用一張預留給邊界人員的「通行證」越過國界，去買更價廉的汽油和肉類產品。我們安靜地坐在汽車裡，有一點點害怕。爸爸的命令是絕不要說任何話，因為對邊防員警所說的話可能會被誤解。一旦通過令人擔心的時刻，進入斯洛文尼亞，我們往常的好心情就回來了。

青少年時，和新青（Gen）及合一世界計畫的年輕人同行，我們所分享的任何經驗，讓我敞開心扉，超越我所知道的圍牆。這讓我心懷希望，大膽憧憬一個真正合一的世界。這不是一個幻想，而是一種新的思考方式，朝着一個新的方向前進，跨出的步伐雖小，但卻是真實和真正的弟兄情誼。

我和他們參與了1990年新青節。這是一份令人難忘的經驗。東歐和西歐的年輕人首次興高采烈地看著對方的眼睛，緊握彼此的手，電視攝影機向全世界千百萬觀眾播放發生在帕利爾體育場（Paleur Stadium）裡的一幕。我們開始被托付一項任務——把愛帶回世界。「友誼和善良還不夠……」盧嘉勒說：「博愛還不夠，和衷共濟或非暴力也不夠。我們必須從關注自己小利益的人，變成日常的小英雄，在所有近人身上，寬仁地服務自己的弟兄姐妹。」

翌年，我去了莫斯科（Moscow）。隔離東歐和西歐的鐵幕可能會倒塌，但要付出巨大的代價，粉碎理想和整個社會制度。沒有贏家，也沒有輸家，只有幻想破滅、痛苦和蔓延的貧窮。對於我來說，很清楚的是，為了建立一個自由公正的社會而推翻一堵圍牆是不夠的。現在，我在新青節上所聽到的話是我唯一的出路：「只有在彼此和諧及彼此寬恕中才能創造一個真正的未來。」

嘉勒·法沃蒂（Chiara Favot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