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廷：人生選擇的力量 | 普世博愛運動

我離開自己的祖國已經30多年了。每次都是趁着與已婚的弟兄姐妹相聚，或見證侄女、外甥出生的機會才回去老家。在我一生中，我們家人的關係良好，首先是我與母親。她和很多非洲婦女一樣是個淳樸勇敢的女人，充滿信德的力量，始終是在我作人生決定或選擇時支持我。從小我就被的一個叔叔所吸引，他是方濟各會修士（Franciscan）。每次來我家時，他都會照顧街坊的所有孩子，而不僅僅自己的侄女外甥。這給我心靈留下深刻印象，讓我產生將來步武他芳表的渴望。
我剛成人時，曼德拉（Mandela）已經在監獄裡。另外，發生了索韋托（Soweto）青年的大屠殺事件，令我無比沮喪，以至於我沖一位耶穌會的比利時神父保祿（Paul）發洩怒火。我對他說：「如果只取決於我的話，所有的白人都必須回到他們自己的家鄉去。」他平靜地對我說：「知道嗎？我們可以用別的武器去反抗歧視。」幾個月後，他邀請我認識了我們城裡的生活聖言小組。
五年後，我來到了喀麥隆的方潭（Fontem, Cameroon）——普世博愛運動（ Focolare ）在非洲的第一個見證之城，和來自意大利、法國、愛爾蘭、比利時，及諸如布隆迪、烏干達、肯雅、喀麥隆等各非洲國家的年輕人肩並肩地生活。與他們在一起，我發現，儘管我們有差異，但都是弟兄。因此，我心中感到強烈渴望向全世界大聲宣告，特別在日常生活中為這份手足情誼作見證。
1986年，我被派往象牙海岸（ Ivory Coast），在那裡生活了八年。和所有願意生活同一手足情誼理想的人一起，我們培養彼此之間的互愛，驅使我們提出具體的倡議，用許多不同的方式來幫助有需要的人，也通過音樂告訴世界，合一世界不是一個烏托邦。
40歲那年，我被派往巴西聖保羅（Sao Paolo, Brazil），在那裡我必須學習一種新的語言。我遇見一群新的人，我親切地稱他們為「由不同族裔組成的人民」，包括印第安人、巴西本土人，還有德國人、意大利人、烏克蘭人、日本人、中國人的後裔，非洲裔巴西人，及其它血統的人，但他們全都是巴西人！充滿了創意、慷慨、感染人的喜樂，我們非洲人對此非常熟悉。不久，我便覺得好像是他們中的一個，即巴西人。
我在珍妮達（Ginetta）瑪利亞之城生活了十五年，從事新城出版社的書刊雜誌平面設計和出版工作，和同事、供稿人、印刷工及安保人員建立友好的關係。安保的任務是檢查所有車輛的後備箱。我也和其他人一起協調普世博愛運動年輕人的活動，即第三代新青及合一世界青年的。這段時期最重要的經驗教會我做一個『青少年』，哪怕我已經是個成年人。通過在我們中間保持活躍的互愛，我發現自己也具有作出重大犧牲的能力，因為他們有滿溢的精力和熱忱。我也明白到，為什麼當家裡有一個青少年時，許多家長的頭髮變白了。
現在，我又回到了象牙海岸，回來繼續建立這條在多年前和青年們一起開始的道路。我一直被維多利亞（Victoria）的普世博愛運動小城裡的核心成員（focolarini ）打動。那時他們本可以離開自己的國家，但卻決定留下。正如盧嘉勒和她的初期同伴那樣，他們也宣發準備好彼此為對方付出生命的盟約。這份見證是我內心深處所珍藏。我希望因著天主的恩寵，和我們所有人一起生活出這個幅度。我不知道我們是否能實現非凡的事情，但我願意生活每一刻如同是我生命的最後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