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斯汀．韋安諾（Cristina Viano）與珍娜．德巴妮哈（Jena Debbaneh）獲AIEC scholarship獎學金，在上智大學學院以五個月的時間研究共融經濟的舉措對貧窮的影響。姬斯汀說：「經過5個月在上智大學學院的理論準備功夫後，我們對「西利比亞共融經濟計劃」(The EoC Mission in Serbia )的前景感到樂觀。事實上，從中明白到企業如何每天進行給予的文化，以及具體幫助有需要人士，確實是進入共融經濟( Economy of Communion)邏輯不可或缺的途徑。」

姬斯汀繼續說：「我們認識各種類型共融經濟企業的過程中，可以利用三個例子來表達。某些飼養業的家庭告訴我們，要以經濟的共享作基礎，才能發展簡樸的家庭環境和共融氣氛。先從基層生產員之間的合作做起，視飼養的家畜為禮物，而非利潤。」

她又說：「另一個大型農作企業的情況又截然不同，要兼顧營養和商業兩方面，帶來不少的挑戰與兩難的問題，從中得到共融價值的建議，增進當地機構和銀行的共享與投資的幅度。最後共融經濟企業的形象都可以確保自己產品的質量，和佃農各自的工作，逐步增加生產活動，不用欠債，甚至可以增加客戶對自己的信心，和彼此的信任。」

另外，她補充說：「由於戰爭帶來經濟一蹶不振，某些國家的貧窮綫和失業率上升，為此，我們很自然充滿熱忱勇於接觸我剛提出的那三類型的經濟活動，其他的重要的例証在沃弗殿拿（Vojvodina）地區可以找到。藉此更明顯証實共融經濟不表示處理私人金錢受到限制，或要特別採用某種管理機制。反而，意味着首先能完全活現各自地區的特質，有足夠的精力開創小型家庭式生產活動。各團體的培育者，有能力給周邊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務。」

珍娜．德巴妮哈補充說：「我發現個別的情況總是不同，不可只重視數量。我們接觸到不少人，他們都樂意分享自己的情況，他們所需的幫忙和原因，與及他們需要多少時間來應用。這樣能幫助我們去明白他們的處境，提議精切和確實有「幫助」的意見，但也要顧及他們日後的意願，所提出的答案總是對前景抱有某些信心，務求考慮到這些人會被貧窮的陷阱所捆綁。」

她又說：「我記得一個在巴爾格度（Belgrado）附近的農村家庭。我們馬上想到去探望他們，看到他們的家境，很明顯是極度缺乏物質的境況，然而，他們卻熱情地和高興地款待我們，給我們端上食品和飲料。我們獲得豐富的食物，但更重要是那份喜樂和愛，明白到這個家庭付出與他人分享，正如福音的窮寡婦一樣，他們生活在「富裕」中，因為他們明白到「給予文化」的意義。」

珍娜總括說：「這次探訪的過程，讓我明白到盧嘉勒於1991年在巴西發起的共融經濟的意義，要排除貧窮和不平等，因而能營造一種新的文化。共融經濟的目標是窮人，把他們納入企業中，才是達到成效的途徑。」

安彤妮娜．費魯茲（Antonella Ferrucci）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