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諾貝爾經濟獎得獎者是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表彰他對經濟發展、福利、不平等、消費選擇的研究，及消除貧窮的決心。這是一個非重要的標記。在多年的金融危機之後，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及其顧問團繼續嘉獎那些研究並促進導致引起危機的經濟和金融的經濟學家。迪頓拿到這個諾貝爾獎表明，這個當代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最重要的機構，已回歸提升世界上真正全面的社會科學家的目標上來，宣傳一種起源於現代經濟的政治或民用科學。
過去幾年，斯德哥爾摩的政策有些匪夷所思。從2010年2013年，在一股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之下，資本主義面臨崩潰的風險，而獲頒諾貝爾經濟獎的經濟學家卻是那些呈現出其全部悲劇性局限的經濟和金融模式的主要倡導者。這簡直就像在縱火案罪行數量最高的夏季裡，把獎項頒給那些研究複雜的縱火技術的人。 所以，這一次的諾貝爾獎，還有去年得獎的法國人讓·梯若爾（Jean Tirole），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是一個逆轉趨勢的標記，因為獎項授予給迪頓，非常類似曾給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還有更近的尤金·法瑪（Eugene Fama）和勞埃德·斯托韋爾·沙普利（Lloyd Stowell Shapley）。
難以忘懷我們所經歷過的及現在仍存在的金融和經濟危機，與過去十年的經濟理論是密不可分的，因為不像天體物理學家，他們的理論不會改變行星的軌道，而經濟學家及其理論則會強烈影響到經濟方面的選擇。過去幾年，世界上最好的經濟部門充斥著愈來愈多的數學家，而他們的人文背景卻愈來愈少；超專業模型的專家愈來愈多，但他們中大多數人已再也沒有能力對經濟制度形成一種全面的觀點，並據此將他們的模型和社會與經濟現實聯繫起來。
除了繼梯若爾之後迪頓得獎外，這也可以說明是回歸到一個更加歐洲化的經濟理論上來，而歐洲經濟理論更加關注職業的社會幅度，不僅僅對個人的利潤和失誤，而且對集體福祉的主題更敏感。不過，假如下一屆諾貝爾獎更多強調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而較少強調數學家和經濟學家的話，這道的曙光就可能達到高峰，正如英國經濟學家羅伯特·薩格登（Robert Sugden）在1991年所寫的：「今天的經濟學家需要回歸，更要多成為一個哲學家，少一點數學。」這是一份邀請，在那個時候幾乎未曾受到這個行業的專業人士的注意，但我們可能仍舊要按時這麼做。
此外，安格斯·迪頓是一位不僅關心數學，寫了不少文章和書籍的經濟學家。我們推薦他的最新作品《勝利大逃亡：健康、財富和不平等的起源》（he Great Escape: 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在書中，新的諾貝爾獲獎者、真正的社會科學家、繼承哲學家兼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共同公民的同鄉這樣自問，在未來，人類會不會享有一段沒有不平等現象的進展時期？今天，當我們為世界上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及幸福感降低而付出代價時，這就成了一個根本問題。如果再次開始問自己一些問題，即那些較簡單的回答，但對人類進步沒那麼有用的詢問的方式而被迅速放棄的問題的話，則經濟可以回歸成為一門有道德的和社會友好的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