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工作的關係，我很少時間留在家，所以我長時期都在外。我們的子女出生後，我的妻子便不再上班，我以為情況令人放心，比較容易處理；但結果我開始留意到她有點改變，我很難跟她溝通，我倆夫妻的關係變得冷淡，越來越疏遠。我還以為我們好似其他的夫婦演變到沒有共通的話題。

我把事情歸咎於我很少留在家。我嘗試跟她傾談，但她卻逃避，簡直無法與她溝通。我們的親戚朋友都幫不上忙。過了一年，我想到也許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離婚。直到有一天，她告訴我：「我們要談一談。」於是大家就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對話，她曾經與兒子的一位同學的母親發生了爭吵，始於一些小事，但為她卻是大事。她覺得受到威脅，再沒有解決的餘地。當時她面露呆滯的神情說：「你真的對這件事理解錯了，不是真的。」但她的反應非常負面，認為我置身於事外。我嘗試勸她去看醫生。然而她認為自己沒有精神問題。不久，我們一起約見一位精神病科醫生。就診的目的是令她明白她的幻覺是由於腦的病變所引起，要服食藥物來治療。經過一輪的爭持之後，她終於願意食藥。

我對這種病完全摸不着頭腦。她不像從前那個我所娶的女人。我們子女也因而受苦，這個漫長的隧道不知何時才可以見到出口。我們也開始去請教精神分析家，但沒有放棄採用藥物治療，因此兩種治療方法同時進行：精神分析和藥物雙管齊下。但接着而來是結果卻令人失望。此外，她的體重大增，徵詢過不同的營養師，但都徒勞無功，因為他們只是一些唯利是圖的醫師。

當我發現這個世界充滿騙子，他們趁火打劫，令我非常氣憤與慨嘆。於是，我決定拿兒子在大學做的論文來看，希望認識什麼是精神病。我的妻子很高興知道我那麼積極去支持她，她也很想得到康復，即使有時她的狀況不穩定。終於我們找到一位仁心仁術的精神科醫生，她積極地從事社會服務。這位醫生認為多一點社交生活對她有幫助，於是她與其他有類似問題的人多接觸，似乎有點希望，即使有時因病情惡化，她時常哭，又不願起牀，不理家務。

我剛好在工作上升了職，當主管，工作愈來愈忙，有時我真想帶走兒子離開妻子，因為我感覺到這個沉重的擔子，不知何時得到解決，但是我對她的愛愈來愈深，尤其是對子女的愛。可是，她的病情惡化，要留院一個月。於是我要改變我的工作性質，由主管變做顧問，這樣我可以多一點時間照顧她和家人。當然我的事業受到打擊，我慢慢發現到我低估了自己內在的能力，其實我能夠與子女一起面對這個情況。我嘗試令我妻子感受到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普世博愛運動的朋友也幫助我不少。

一個晚上，我的太太企圖自殺，卻失敗。她康復之後，由一位很善心的女醫生治療。從那時起，這位精神醫生按她的病情調整療程，太太的情況改善了很多。我們漸漸找到了平衡，她也可以處理家務，又能與我一起出外，勇於面對這個她非常害怕的世界。每當她的神志開始有點混亂之際，我們就嘗試給她一點事情做。

這個痛苦使我成熟了很多。我是一位無信仰的人，但現在我學到分辨道德倫理和形而上學兩個不同的層面。道德倫理的層面就是指與別人的關係，不需要完全考慮我所想的，就是人性的一部份，使我們認真地生活。其實，在她病發之前，我的生活只着重形而下學的層面。對於那些懷有與我不同意見和信念的人，我會加以批評。現在，我把兩個層面分開，我感到擁有一份自由去與所有人建立關係。這一點對我與妻子的關係非常重要。

節錄自《新城》雜誌2012年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