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開始在羅馬一個照顧癮君子的社區裡擔任志願者的工作。這個中心成立於1978年，是為吸毒者而設立的互助小組，如今已擴大了服務的範圍，也不再局限於戒毒。

社區內的服務對象不僅包括那些有毒癮的人，也包括他們的家人或親戚。他們被捲入其中，有時候也達到人性忍耐的極限。我做這份志願工作恰恰就是為了我們這些最弱小的弟兄，照顧他們基本的需要，也幫助他們互助或小組自助。

在『接納和自助』這兩種情況下，我有機會具體地體驗到，由溝通和聆聽所構築起的交談是非常重要和有效。我在普世博愛運動中負責交談的工作，我們中有信仰的人，或像我一樣，有其他不同信念的人。

為那些感到失落、困惑的人來到這裡，盡量要向一個他們從未見過的人開放，並分享自己的情況，『歡迎或接納』是最艱難的時刻。這是整個過程中最複雜的階段；既然那個人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克服恐懼感和羞恥感，卻感覺不到被聆聽及接受，那麼接下來的工作可能會徒然。

雖然在不同的情況下，交談都能達到合一，從中得到深邃的交流，確實有賴互惠的作用。一個人的正面觀點和另一個人受苦的彼此對照，有助大家不斷增進的分享。起初看來心中無法承受的重擔變得輕鬆了，痛苦也沒那麼強烈了。一路上，會有許許多多的困難時刻，但知道自己不是一人獨自面對；當一個人跌倒時，總有另一個肩膀可以依靠。

一天早上，一位女士前來要求和工作人員談話。當時只有我一人，於是我願意去聆聽她。甚至在我們坐下來之前，她已經為我們的對話設定了條件：必須為這次會面保守秘密（因為如果她的兒子知道這事的話，他可能會殺死她）；她不會告訴我她的名字，甚至她兒子的名字；我不可以告訴警員任何事情或予以立案。

我的第一反應是驚訝，然後是生氣，她的許多條件激怒了我。但當我嘗試脫離我個人的角色，我意識到兩個顯然不想交談的人：一個是軟弱的，背負著痛苦和恐懼；另一個是強勢，但被封閉在『救世主』的職責裡。

我感覺到這是不可能的工作，我沒有能力將自己在這個社區中服務三年所學的理論實踐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技術工具根本用不上，我過去所運用的方法都是無效的，我必須改變自己的策略。

這是時候應用我通常和普世博愛運動的朋友們所進行的交談方式了！只有我能改變當時的情況。我的聲調和我的態度都起了變化；我邀請那位女士坐下來，我運用我所有的技術知識來分析她的性情，但首先，我放下自己的人性，忘記許多常用的官僚方式。

我這麼做，立刻讓她潸然淚下，充滿喜樂；她坐下來，開始請我原諒她的哭泣，她開始和我分享她的經歷。分享她所經過的戲劇性事件，終於找到了一個地方，她可以自由地分享，而不必感到丟臉或擔心受到批判。

我這樣的開放，最終成為一次聆聽，能夠接納她的痛苦，處理這份痛苦，令痛苦成為自己的，然後在相互充實當中對她有所幫助。

皮耶羅·努佐（Piero Nuzz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