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戰爆發前25年，左丹尼(Igino Giordani )早已預視各國在戰後必要走向共融的途徑，提出歐洲的經濟必要互依互存，不管是勝方或敗方，都要面對經濟萎縮的風險，全都是美國『強大保護國』的債主。他更察覺到歐洲文化的根來自戰爭血腥的經歷，令社會團結的動力增長。為了遠離「同歸於盡」的邊緣，並挽救另一種新的『迫切大屠殺』，而避免『落後』，意思是我們自己身為生氣勃勃的大洲，刺激『後來居上的民族』（黑種人和黃種人）。左丹尼指出，我們古老大陸有歷史上不可逃避的責任，要成立一個歐洲聯邦合眾國，來跨越民族主義，然而先決條件是需要各國都達到民主，他更預計會出現「不懂外交的情況」。為此，他祈求要具備「堅強的精神生活」，才可以有助於產生『合一的因素』……

他又指出，政治與宗教有清楚的區別，要確保國家不可由宗教層管理的概念，但政教卻不可分割。他非常重視這種區分，並闡歐洲的靈性基礎的『烏托邦』。『烏托邦』是今天所指的一種更罕有的事實。若真的分類，從外面來界定，這真是一種揣猜。

歷史的事實不容誇大，只可認為是先知之言，然而，不可忽略左丹尼在1925年所告诫的，已涉及到未來歐洲的風險、前景和問題，也不可以低估他確認基督信仰在歐洲所起的作用，尤其是肩負起維繫道德與文化的價值，那些不可或缺的因素，直至能夠有共同關注的經濟體制；有必要的組織架構，以達到一種由不同民族的身份所鞏固的和諧，產生一種歐洲的「良知」。

節錄自湯瑪索．蘇爾基《左丹尼變成Foco的經歷》新城出版社，羅馬2014年，第109頁至1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