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理性的時代，作家應當居於群體生活的核心，既可引導，又可洞察人民的心思。人們理性的思考卻多於本能反應，包含着非理性的想法，如恐懼。於是所謂著名的作家，懂得抓緊或刺激群眾的本能反應。

今天，作家一方面要懂得科技、機制、體育、電影，另一方面要洞悉煽情技術、投機手段、政治技量等。若作家不想自己淪為附屬的傀儡，就要熱衷於求真，而為人類服務。新聞業往往有可能成為寫作的階下囚，為了商界、政黨，甚至是某些主義和職業的利益而付出沉重的代價。自由出版的趨勢下降，不是由於出版事業的經濟拮据，下降的卻是作家的素質。

藉此，有助於人們理解偉大作家是非常罕有的；另外，又不難理解不只一位政客，在政界的競爭上偏離跑道或有意逃往別的範疇。

再說，若人們不願理性思考，真正的作家也變得罕有，他們只淪為附屬品。同時，若作家的靈性和道德情操削弱，加上意志消沉，那麽，難於引起讀者的共鳴。作家代表着自己社會環境真相的緣由與結果。也許，應該說緣由多於結果。假若那位作家如同一位導師，或幾乎可以說是一種使徒或先知，人們會跟隨他或會斥責他。總之，他的言論反映出他的精神意志。作家要處於先鋒的位置，差不多是偵察，冒着各種危險去探索。

事實上，作家要履行使徒的使命，包括培育和提升，就得冒着窮困和不被理解的風險。

作家的位置相對於要傳達訊息的價值，帶着威力，也從中以各種方式表達出其藝術性，以科技和組織為尚；策劃和集權為手段；群氓主義和正壓迫着自由的社會上人們的心靈，只充斥着謠言和操縱。一位自由的作家要促進靈性的自由，即人類的救贖，幫助讀者克勝那可怕的外在世界和細緻內心天地之間的「打賭」，肩負起的重任比最著名的政治家尤甚。

因分裂而衰竭的社會；因恐慌而顫慄的人們；因仇恨而種下的惡果，只需要以清晰、美好、威能說出一句四海一家和手足之情的話，人們要對作者心說誠服，並感激他，把他納入為文明核心軌道上的一員。

節錄自左丹尼《那條道路──作家的任務》P.2

1952年2月2日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