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左丹尼（Foco)認識了普世博愛運動。他在輿論上對信仰的觀點引導着那似乎激烈的爭論漸趨成熟後，當上意大利新政府的國會議員。
在信仰上所下的功夫令他付出沉重的代價，人們對他的專業指指點點。正如躲避福音上兩種極端的觀點：一方面是那個深藏着道成玉身的印記；另一方面是那個只局限於世上默西亞的趨勢。福音的訊息正具備完整人性與神性，所以蘊含一種革命性（那種革新）的種子，能改變歷史的面貌，其功效直到今天，令人們獲得最大的自由。
左丹尼的這種深刻概念就是他無數著作中的「契機」，維繫着人性與神性，有必要關心人性一面，接納基督給各民族恢復原有的自由與尊嚴。左丹尼思想上的樞紐包括了自由、平等、團結、善用社會的資源、工作的尊嚴、政教之間的協調、活化公共生活與經濟活動的道德層面、反對軍事競賽及國際間和平友好關係。因此，這些都是他的觀點。他在生活上遇到任何事都已堅決地朝向天主，必定具有往上直立的印記。
左丹尼的日記篇章上也記錄了一些焦慮，如公開生活與私人信仰之間的一致；由於「政治失敗、寫作及社交生活的虛幻而令個人的「苦修」變得脆弱。他曾寫下自覺心力交瘁，無能為力去達成自己的願望。例如：「透過簡單的報紙傳播聖德」（當時他是「人民」報的主編）；「在那虛幻渺茫的走廊上（意大利國會議廳）散播聖德」。他於1946年8月，這樣問道：「誰能施行這個奇蹟？」
這種質詢與焦渴答覆都披露在那次幾乎稱為上智的「召叫」，即左丹尼與盧嘉勒首次見面的過程。自此，令左丹尼重振心志更深化他那種活躍的基督信仰，無論神聖的曾面及社交方面都再創高峯。那次見面正是他與一種神恩相遇。左丹尼對於教會傳統的靈修精神瞭如指掌，也從中獲得滋養。這種神恩似乎馬上進入一種廣闊深高的幅度，應用在神學與歷史學上。合一的神恩馬上給左丹尼一種巨大的活力，不僅在教會用得着，更能進入公民團體中，「變化人們的共同生活，與聖人同居共處，在政治上注入恩寵，成為聖德的工具。」
左丹尼在普世博愛運動的發展上付出的其中一項貢獻就這樣逐漸成熟，有助於那細小的「一隊」人開始意識到漸露頭角的神恩在人性層面上發揮作用。
現在，普世博愛運動的發展已經遍及各大洲，精沛旺盛，有賴於左丹尼的生活及他一生為建立基督信仰社會性的視野而艱苦經營及奮鬥，豎立了一種聖經上先知性的形像，反對任何一種撕裂信仰與事功和「危害自由」的做法。
他給普世博愛運動留下了一份珍貴的遺產有待發掘，尤其是他的思想與他的方法。我相信都很有益處。他給整個基督信仰所指示的途徑；對基督信仰傳統經驗的鑽研及以平衡觀點閱讀福音，既不會隨便依附又不會一概而論，反而開放地在兩座城中去尋找「理性合作」，即天主之城和人類之城。
節錄自湯瑪索·蘇爾基的文章：《給我們留下的遺產》新城雜誌1980年5月第9至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