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1年起，盧嘉勒在巴西播下「共融經濟」的種子，已經歷二十五年。當時，我剛經濟學畢業，感到這個在聖保羅市開始的計劃也與我有關。當時我並不知情，但已預測自己已是屬於這個要起飛的計劃。今天，我可以說，這個「夢想」的現實一直伴隨我成長，深深影響我的生命。若不是盧嘉勒具先知慧眼與巴西人民的那次接觸，相信歷史會呈現另一種面貌。
在柏林圍牆倒塌的前夕，盧嘉勒已激勵當時的企業家，分享他們的才智、財富及利闊直接幫功窮困的人，已經是一種偉大的革新。「共融經濟」具有經濟社會的嶄新與重要幅度，並開始意識到企業家的社會責任，當時只漸露頭角……在這粒種子的基因中已包含另類利闊的特質，因此，企業已朝向如大眾利益、地球村及全球性的視角（當代這種意識仍不強）。於是企業家們也關心到解決社會不公平的問題。
25年前，盧嘉勒正由於看到聖保羅市貧民窟與摩天大廈的強烈對比，於是發起在城市邊遠地區推行社會計劃或籌募基金，鼓勵企業家參與。然而，我們很清楚，企業家首先的目標是獲利回吐……因此「共融經濟」計劃預測到要減少貧窮和不平等，就得改革資本主義，於是主要的架構就是企業本身。「共融經濟」的術語及首先由盧嘉勒領悟出來的文化與經濟體系都適合用於社會、教會、巴西的人民及普世博愛運動。
然而，25年前，要用語言和分類來表達盧嘉勒心中所領悟到「共融經濟」這體系的精神，真是一種集體巨大的挑戰。要令文化界，社會和經濟範圍明白這一套，25年來有徹底性的改變。即使是企業的社會責任的界限和對貧窮的理解在千禧之後有突破的進展。社會企業已成為一種多樣和有彈性的動態活動，而且不斷地增長。所謂「共享經濟」的理念已開始在全球各處帶出具強大革新的經驗。
反思貧窮及推行具體的行動已有豐富成效，有賴經濟學的思想家和推動者，如Amartya Sen或Muhammad Yunus。千禧年結束前，企業家分享利闊有助窮人和年輕人發展，已代表着「共融經濟」計劃創新之處。2016年，若我們繼續以同樣方式落實「共融經濟」的建議，恐怕尤其為青年不足具吸引力，或反而有點過時了。在這個瞬息萬變的社會和經濟下，「共融經濟」具有「重生」的使命，一直已進行，並在這「銀婚」紀念中繼續。為何與婚姻拉上關係？因為每次一種神恩能落實，都由於天上與地下的相遇，理念與實際的相接。正如加納婚宴，水變成酒是由於聖母發現客人的酒不夠，她相信、請求及最後得到奇蹟。「共融經濟」可持續至50年「金婚」，就得有賴人們以「慧眼」，洞悉今天時代人類所缺乏的，去請求變水為酒的奇蹟，讓利闊成為供養肉身和精神的食糧。給「共融經濟」深深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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