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維亞（Silvia）是盧嘉勒（ Chiara,Lubich） 領洗的聖名。1920年1月22日，盧嘉勒生於特倫托，家有四兄弟姊妹，排行第二。父親盧毅志（Luigi Lubich）是釀酒商人，曾擔任反法西斯的印刷工作，與社會主義者的賓尼圖（Benito）是同僚。隨後更極力反對莫索里尼法西斯的政權。母親盧懿嘉 （Luigia）是一位熱心虔誠的老教友。長兄吉諾（Gino）醫學畢業後，加入著名的加里波第（Brigate Garibaldi）的抗衡隊伍，繼而投身新聞界，在當時共產黨的《合一》報社工作。
席維亞18歲那年，以滿分的優良成績取得小學教師文 憑，但她卻渴望繼續升學，於是報考一所天主教大學，可惜，入學考試成績名列34，拿不到只有33 個名額的免費獎學金。由於家境清貧，無法給她提供足夠的學費和生活費到別的城市求學。於是，席維亞迫不得已在1940年到1941年期間，任教於特倫托天 神慈善學校。

盧嘉勒獲得人性與神性經歷決定性時刻是1939年的一次朝聖之旅。她 記述：「我被邀請參加到馬爾凱省（Marche）勞麗圖（Loreto）『小屋』（聖家小屋）朝聖……。我與其他女青年在附近一所學校參加課程。然而，一 旦有空，我會跑到那『小屋』去。跪在已被油燈薰得漆黑的牆壁旁邊，我感到被一份嶄新和神聖的氛圍籠罩著，我幾乎有被壓倒的感覺。思潮起伏，默觀那三位守貞 者的生活……。每種思緒都壓在我身上，觸動我的心， 我無法控制眼淚奪眶而去。課堂上的每個休息時間，我都跑到這裏來。最後一天，教堂內坐滿青年。在我腦海中閃出一個清晰的想法，沒齒難忘：一隊守貞的部隊將 會跟隨你！」
盧嘉勒從勞麗圖回到特倫托繼續執教鞭。她去看望自己的本堂神父。神父在過去幾個月來一直跟進盧嘉勒的靈性生活。他一看到這位女青年神采飛揚，喜形於 色， 便詢問她是否已找到自己的聖召道路。盧嘉勒的答案為他來説顯得令人失望，因為這位年輕少女，只懂得告訴神父她明白到一般傳統的聖召，即進修會、結婚和在家 守貞，都不是『她』的聖召，只此而已。
1939年到勞麗圖朝聖後直至1943年期間，席維亞半工半讀，並積極地服務當地教會的。她加入方濟各在俗的第三會時取名為嘉勒。
1943年，盧嘉勒已23歲。嚴寒冰冷的一天，盧嘉勒的兩個妹妹都不願意答應媽媽，到幾公里外一個名叫『白色聖母』的地方買牛奶，盧嘉勒主動代替她們去辦 這件小差事。正當盧嘉勒穿過一條火車橋的地下通道時，她聽到天主的召叫：「把你畢生完全奉獻給我。」回家後，盧嘉勒馬上寫信給嘉佈遣修會的博迺迪神父 （padre Casimiro Bonetti），請求允許向天主終身奉獻。經過深邃的談話後，她得到了神父的許可，訂定奉獻的日期與時間，即1943年12月7日上午6時正。那天，盧 嘉勒的心中沒有半點意念要創立什麼團體，只是簡單的一個行動『許配給天主』！為她而言，這就是一切。只是後來，運動發展起來後才立定這一天為普世博愛運動 (Focolare Movement.)誕生的標記。
這個行動具有『感染力』！似乎沒有任何詞語形容更貼切，能夠表達出隨後幾個月內所發生的事情。盧嘉勒所接觸的女青年當中，某些也願意跟隨盧嘉勒的聖召道路。首 先是藍德雅（Natalia Dallapiccola），然後是杜麗（Doriana Zamboni）、蔡思（Giosi Guella）；繼而是葛芷蘭（Graziella De Luca）和齊思（Gis Calliari）和珍妮達 （Ginetta Calliari）兩姐妹；潘娜（Bruna Tomasi） 馬莉蘭（Marilen Holzhauser）和艾樂達（Aletta Salizzoni）；還有華樂（Vale Ronchetti）和安姬樂拉（Angelella Ronchetti）兩姐妹……。她們毅然跟隨盧嘉勒，雖然那時普世博愛運動的聖召道路還不太明確，但有一點卻是肯定的，那就是盧嘉勒『絕對徹底地落實福音的生活』。
那幾個月內，戰火也波及特倫托。遍地殘垣敗瓦，死傷無數。盧嘉勒和她這些新的同伴慣例相約每次防空警報響起，一起跑到特定的防空洞內會合。自從她們 經歷到那個如同雷電閃擊的意念，令她們明白到要把天主是愛放在她們年輕的生命中的核心，她們熱切渴求經常走在一起，去發現以日新又新的方式去當基督徒；實 踐福音的話。其後，盧嘉勒分享說：「每個際遇都深深打動我們，天主藉著這些情況很清晰地教導我們，一切都是虛幻中的虛幻，一切都會消逝。不過，同時天主在 我們所有人心中放置一個問題，也提供了答案：『是否有一個理想是不會過去的，任何炸彈都不能摧毀它，並且我們可以為這理想而付出我們的一切？』對！答案是 天主！於是，我們決定把祂作為我們生命的理想。」
1944年5月份，在藍德雅的家幽暗的地窖内，盧嘉勒和這群特倫托的女青年在燭光下一起閲讀福音(leggono il Vangelo)，已成了她們的習慣了。她們隨意翻開福音，正巧是耶穌臨終前的禱告：「父啊！願眾人合而為一。」(Padre, che tutti siano una cosa sola) （若17:21）這是福音非凡獨特和意義深遠的一段，即耶穌的遺囑。在歷代基督信徒中，有許多釋經學者和神學家都研究過，然而，在那段時期，似乎有點被人 忽略了，因爲對大多數的人來説，這一段比較玄妙神秘。加上『團結合一』這個詞彙已經納用在共產主義的術語中，在某種意義上猶如成了他們的專利。盧嘉勒這樣 記述：「但在福音中所記載的那些話似乎一一被照亮，更在我們内心帶來一份信念，就是我們正是為『那篇』福音而誕生。隨後，1946年的聖誕節，我們這群女 青年選了一句座右銘：『或是合一，或是死亡』！」
其實幾個月前，即1944年1月24日，一位神父問盧嘉勒和她的同伴：「你們知道什麽是耶穌最深切的痛苦嗎？」這些女青年便按照當時一般基督徒的想 法回答：「耶穌在山園祈禱那一刻所經歷的痛苦！」神父卻回答：「不！耶穌受苦最深是當祂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祢為什麼捨棄了我？』」這 […]

一位記者訪問普世博愛運動的創辦人盧嘉勒，問及運動的架構。盧嘉勒在回答時明確地解釋：「在談論運動的結構、它的分支等等之前，我希望表明，我們大家主要看運動如同一個單一的整體，猶如一身，我們首先在自身內實現要給世界帶出的訊息——合一。每當在我們之間能看到這個實情，我們才感到確實實現了自己，因為我們一心一靈，合而爲一。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以這種視角來看我們，他說（也考慮到我們的人數）：『你們是一個民族！』恰恰是這樣，運動是一個民族，也可以説是教會的一部份。存在差異屬於次要，運動包含各種不同的聖召，肩負各異的任務，但却邁向同一的目標。」
一方面很難估計透過不同的媒體而接觸到合一理想的人數。另一方面，確實多年來，在那些直接參與的活躍成員周邊，逐漸發展起廣泛傳播的群衆運動。就此盧嘉勒這樣解釋：「……由於運動的每位成員和每個組別都有一股動力，透過生活來傳播生活，因此,我認為這是自然而然的事，在比較活躍的成員的周邊凝聚起一大群人特別被他們的見證所吸引。」於是，在已婚的核心成員的周邊誕生了新家庭運動；在男女志願成員周邊展開了新人類運動；在男女新青旁邊產生無數合一世界青年和合一青少年。屬於普世博愛運動成員的教區神父興起了更廣泛的神父運動；在堂區與教區的生活形成了堂區運動和教區運動，都是由普世博愛運動不同分支的成員所推動，包括神父、修生、修會人士、平信徒等。修會人士得到合一理想的陶成於是誕生了男修會人士的運動和女修會人士的運動，與及修會新青，他們是修會年輕的一代修生和修女。
盧嘉勒在1979年寫下：「附屬成員是瑪利亜事業内一個重要的組成部份。」他們大約有兩百萬人，儘管沒有特定的聖召，他們努力在自己的環境實現合一的理想。他們分享普世博愛運動的精神和宗旨，並參與其活動。最後，還有愛護運動的支持者，他們對運動或只是對它的某些方面表示讚賞和喜愛，並以祈禱和各種援助予以支持。
普世博愛運動這個遍布世界的『民族』已越過天主教教會的邊界，也看到來自其他基督教教會和教會團體的基督徒；其他宗教信徒和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士加入運動的團體中。他們個別地加入運動的行列，共享其宗旨和精神，並忠於各自的教會、信仰和良知。
盧嘉勒運用一個比喻有效地形容這個多元組合的『民族』，就是許多中世紀教堂内的景象，聖母瑪利亞以她的斗篷「覆蓋與保護那些堡壘和教堂；工匠坊和隱修士、主教和家庭主婦、富有的與貧窮的……，總之，屬於人人的城市和所有居民。」盧嘉勒以這個形像作爲一個方式來代表聖母瑪利亞普世性的母性。盧嘉勒補充說：「好！這裡存在跟大型壁畫類同之處，運動的生活猶如那幅壁畫活生生的複製品，反映出聖母瑪利亞衆生之母這個形像和這個事實。普世博愛運動是聖母瑪利亞的工程，因此跟她相似，宛如一件斗篷，覆蓋教會與人類的不同部份，因為運動獲得天主給予一份恩賜，使教會與人類構成一個大家庭。恰恰就是這份恩寵，這份神恩，使瑪利亞事業肖似聖母瑪利亞的母性與匯聚團結的功能。」

普世博愛運動的成員首先儘量尋找基督信仰的智慧……，他們嘗試在他們之間建立合一，好使基督因著互愛而臨在，以祂的光照啟迪成員的思維。以上是普世博愛運動總章程第64條首要的條明，也道出盧嘉勒思想的根基。
每一種靈修的學派都具備那種內在的動力，推動文化的革新。由於這種認知，令蘊含內在的那端真理演繹在整個教義中，並能陶成每一種學問的思想與論點。
同樣，合一的神恩加深了教義的內涵，摒棄發出一個獨特的文化，不同的學問能找到它們的一致性，和諧協調。
有必要再次追本溯源，看看在特倫托城市『運動初期』的情況。1944年，盧嘉勒心愛哲學與神學，報讀威尼斯大學，但她知道剛誕生的運動正在發展，天主確切地要求她『把書本放到閣樓去』。1980年的一個場合上，她分享當時的情況：「由於我饑渴真理，我決意在哲學上去尋找真理，然而，在真理化身的耶穌身上就能夠找到真理。於是，我捨棄一切去跟隨耶穌……。當我去選擇天主對我的要求後，所獲得的光照真的不少！」
 總之，把天主放置在生命的首位，盧嘉勒和日漸成長的運動團體越來越意識到一個實情，天主是師傅，並在人性的知識上能顯露天主的愛。
 於是，知識的經驗是愛天主與愛近人的成果和表達，建基於生活和逐步滋養他們的那種精神開始形成一套思想。
 1950年，盧嘉勒重拾書本，她感到有必要重新學習，她分享說：「我感到有必要把那段日子所獲得的靈感放在一個較穩固的事物上，於是，我推使許多其他人去學習，尤其是傅理斯神父。」

隨後的歲月，某些運動的成員開始在不同的學科上鑽研，既有科學的，也有人文的。盧嘉勒表示：「那些生活合一靈修的成員去學習，並因著復活的主臨在他們中間，每一種學問變得煥然一新，都是來自同一神聖的光照。」以上是2000年11月，盧嘉勒接受美國華盛頓天主教大學頒授的博士學位時（已是第十二個）所講的話。
 由於特別繼續加深在神學方面的知識，把合一神恩的真理與教會教義的遺產相對照，發現到存在的合一的靈修確實具備新穎之處，而且能夠天衣無縫地套入20世紀的基督徒生活上。這個神恩完完全全具備綜合歷來高深的對談，既有其延續性，又有其嶄新的地方，革新傳統，於是顯示出合一和歷史的進程。
 此外，針對普世博愛運動的特有目標，給成員們安排認識基本神學和教會社會性的教義，於是成立聖母瑪利亞大眾大學（UPM）；大公合一運動的培育課程；各大宗教對談的進修班；還有與現代社會文化對談的培訓班；最後，在目前互依互存的社會，產生一種特別寶貴和先知性的當地語系化的學習。
 自1978年起，《新人類》期刊定期刊登這些鑽研的成果。
 2008年，在盧比亞諾福音小城成立了上智大學學院，研究合一文化的基本因素和前景，提供兩年制的碩士與博士學位。